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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〇二、天下势
一〇二、天下势
明朝引入西洋火炮始自徐光启。徐光启，字子先，上海人，出身家境清贫，父亲曾经商，因亏本回家种田，母亲纺纱织布，以中国古代传统的男耕女织方式维持生计，家庭虽然贫寒，但父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，从小便让他读书上学，不断深造。
少年时代，徐光启幸在上海附近的龙华寺学习六年，十九岁考中秀才，但此后一直科场不顺，只好以教书为业养家湖口。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时来运转，他在省试中考取第一名举人，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，在南京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，两人就科学、文化、宗教展开了深入的交流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，徐光启再度前往南京拜会利玛窦，但此时利玛窦已经赴北京传教，徐光启在南京受耶稣会士罗如望洗礼加入天主教会，教名保禄。
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徐光启赴京会试，在北京再次拜会利玛窦，为了便于和利玛窦交流，他专门在其居所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栖身，跟随利玛窦深入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。中进士后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，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一书，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三年后庶吉士任职期满，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之职，同年因父亲去世，他按照规定回乡“丁忧”守制。在此期间，他整理定稿《测量法义》，并将《测量法义》与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九章算术》相互参照，整理编撰了《测量异同》，并作《勾股义》一书，探讨商高定理。另外，他还开始研究农业科学，在家乡辟地，开辟双园、农庄别墅，进行农作物引种、耕作试验，作《甘薯疏》、《芜菁疏》、《吉贝疏》、《种棉花法》和《代园种竹图说》。
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守制期满，徐光启回京，官复原职。此年闰三月十九日（1610年5月11日），利玛窦因病逝世，按照当时惯例，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，但此时利玛窦在北京的传教工作已经颇有成效，很多社会名流跟从他学习，社会影响力较大，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，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，使其成为首位安葬在京的西方传教士。
其后，徐光启又研究西方天文学和水利学，上书朝廷建议修历，在房山、涞水两县开渠种稻，进行新农业实验，先后撰写了《宜垦令》、《农书草稿》、《北耕录》等书，为《农政全书》的编写打下了基础。
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，明军被努尔哈赤大败，十一万人全军覆没，辽东局势危急，徐光启向万历皇帝连上三道奏疏，认为要挽救危局，唯有精选人才，训练新兵，还提出自愿承担练兵任务，万历皇帝升他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，批准他到通州练兵。
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，徐光启要人没人，要饷没饷，后来到通州，检阅那里招募的七千多新兵，大多是老弱病残，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两千人，更说不上精选了，他大失所望，只好请求辞职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三月，万历皇帝病重不起，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去世，终年五十八岁。七月二十三日，皇太子朱常洛，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嗣位登基，本来是打算以次年开始改元泰昌，但朱常洛在位仅二十多天就死了，天启帝朱由校继位，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称为泰昌元年，次年则为天启元年了。
这一年，徐光启极力向朝廷进言：现今的局势，唯以火器为第一要务，而能够克敌制胜者，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。他联络教友李之藻、杨廷筠，以私人出资的方式，派遣李之藻的门人张焘、孙学诗到澳门购买红夷大炮，这是明朝四次向澳门购买大炮的第一次。
当时澳门的卜加劳铸炮厂号称是“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厂”，是在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由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·卜加劳（PedroBocarro）在西望洋山麓竹仔室村尾设立的，卜加劳的儿子万奴·卜加劳在内港河边新街附近的麻雀仔街，开设了“万奴行”，专门从事军火交易。卜加劳铸造的火炮性能优异，威力惊人，不止中国、日本、印度、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纷纷采购，英、法等欧洲国家也时常光顾，英法半岛战争中，名将威灵顿手下的炮队里就有卜加劳炮的身影。
在澳门教会的运作下，葡萄牙商人集资购买了四门大炮，作为两国友好的象征奉献给大明，张焘还聘请了葡籍炮手4人、侍从及翻译6人，许以丰厚报酬，一起解运大炮回京。泰昌元年（1620）十月，一行人从澳门抵达广州，由于没有正式官方手续，广州当局禁止外籍炮手入城，这些葡萄牙人连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到，就被遣返回澳门了。
张、孙二人押运大炮继续北上，走到江西广信（今江西上饶）时，恰逢徐光启因病去职，考虑到这几门大炮运到北京可能面对无人接收的局面，二人一时进退失据，只好将大炮滞留在此地。
天启元年六月，努尔哈赤攻陷辽阳，危急之下，朝廷再招徐光启返京复职，徐光启推荐李之藻出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。李之藻是浙江杭州人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也和利玛窦交往颇深，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，与利玛窦合译《坤舆万国全图》、《浑盖通宪图说》等着作，并洗礼成为天主教徒，他和徐光启、杨廷筠三人被称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杰。
李之藻和兵部尚书崔景荣先后上书，奏请调运滞留于江西的四门大炮，要求朝廷查访精通炮术的传教士阳玛诺、毕方济来京帮助造炮，朝廷同意此奏。四门大炮遂于当年十二月运抵北京，经过试射，发现其威力远大于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和旧式火炮，朝廷随即将其中一门大炮发往山海关效力。
百闻不如一见，在亲眼见识了红夷大炮的威力之后，天启皇帝推动实行“购西铳，募炮师”。而在1620年前后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“独角兽”号舰船，因遭遇台风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，担任广州府推官的邓士亮设计绞车打捞起了沉船上的大炮，除了中小铳外，共捞得红夷大炮36门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张焘、孙学诗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，接收了其中的24门大炮，并到澳门招募炮师。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在应对荷兰人的威胁，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，葡萄牙人抽调了军官、炮手、翻译等24人随张焘和孙学诗赴京。
天启三年四月，24名葡兵和24门大炮一并抵京。兵部在京营内挑选健卒，向葡兵学习炮术，待学成之后分派至边关各处组建炮营。
八月，葡籍炮手组织炮营进行了三次演习，展示教学成果，在第三次试炮时不幸发生炸膛，一名教官和一名京营士兵当场身亡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炸膛本是常见事故，但这给了朝中反对葡人进京的保守人士以口实，一时间谤议四起。最终朝廷以北方气候干燥，葡人水土不服为由，下令将葡兵全部“赐归”澳门，徐光启也因此被弹劾去职返乡。
教官团解散了，炮营学员提前毕业，按原计划分驻北方各边关，其中有十门大炮被发往刚刚筑成的宁远城，加上之前出关的那一门，宁远城总共配备了十一门红夷大炮，辅以其他数以千计的大小火器，负责辽西守备的宁前道袁崇焕有了“凭坚城、用大炮”的资本，并凭借这些先进武器，至少是在心理上重创了努尔啥赤的大军。
随后的历史，便是天启帝英年早逝，崇祯即位，黜斥阉党，朝廷人事大量更替，徐光启也被起复为詹事府詹事。崇祯二年正月，徐光启再次上疏要求练兵，崇祯提升他为礼部左侍郎，但对其自请练兵的建议暂未实行，此时的朝廷急于解决辽东军事危机，练兵这种费时耗钱的事远水难救近火，唯有购炮才是当务之急。
在此之前，崇祯元年七月，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就奉旨到澳门购募炮师和大炮，时隔一年己己之变，皇太极大军入塞，崇祯着急地追问所购大炮的下落，才知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购买的大炮和招募的炮手，早在这年二月就自广州出发了，队伍由孙学诗和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督护陪同，包括澳门葡人贡萨握•德谢拉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、工匠和傔伴，共携铁炮七门、铜炮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。贡萨握•德谢拉是职业军人，在徐光启《闻风愤激直献疏》中被称作“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”。
对于当时的运输手段来讲，数千斤的红夷大炮实在是太重了，以致行程屡屡推迟，到崇祯二年十月，才运到山东济宁。炮队在此遇到兵部奉旨前来催促的官员，由于漕河水涸，公沙等人便舍舟从陆，昼夜兼程北上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到达山东涿州，并在此遭遇了入塞侵明的后金军。
此时，涿州城内外士民已经乱成一团，都打算弃城而逃，公沙的西劳、陆若汉、孙学诗会同知州陆燧及罢官在乡的原大学士冯铨商议，急将大炮运上城头，入药装弹，燃放试射，声似轰雷，后金军在辽东吃过红夷大炮的苦头，闻声即退去，涿州城因此转危为安。
随后，公沙等人继续携炮北行，到崇祯三年正月，历经艰难险阻，终于就要抵达京师了。
崇祯看了这份奏报，心潮不禁一阵澎湃。红夷大炮的威力他是知道的，一炮轰过去，任你建虏甲再坚，兵再悍，那都是一片血肉狼藉，无可抵挡。当然，相比现代的155榴弹炮，这红夷大炮就只能算是儿童玩具的级别了，上年腊月廿九日的北京城下，M777榴弹炮的远程炮火给敌军的惨烈打击，崇祯也是看过现场的，只是因为现代155榴弹炮的威力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像极限，无法用这个时代的知识理论来解释，暂且只能将其归结于法术神力罢了。
提起朱笔，崇祯批示兵部妥善接收这批红夷大炮，优握安置葡人炮手，筹备训练新式炮兵。写到这里，他仿佛看到不远的将来，明军大炮齐发，建虏步骑人仰马翻，仓惶逃窜，大明收复辽东，指日可待！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，站起身来，在殿内来回走了几步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：“朕要为这大炮御赐威名，嗯，叫什么名儿好呢？”
明朝有为大炮命名的习惯，历史上，公沙一行抵京，明朝将红夷大炮安置于京师各处城防要地，崇祯给这些大炮命名为“神威大将军”，并给予葡萄牙炮队优厚的待遇，队长公沙的西劳的年薪是一百五十两白银，每月额外补贴十五两生活费，其他人的年薪是一百两，每月再加生活费十两，这些待遇相当于朝廷的中高级官员了。
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皇太极对大炮的重视更在崇祯之上，就在公沙炮队进京的同一年，他利用俘获的明军炮手和工匠开展大炮试制，并在盛京城头公开张榜征召铸炮匠人，前后征得十七名铸炮高手，其中匠人王天相、金世祥发明了失蜡法和泥塑法的新工艺，在崇祯四年正月成功制造出了红夷大炮。
这批大炮重量在三千至五千斤，长度在七尺七寸五分至一丈五寸，每发所用火药四至八斤，弹丸重八至十六斤，经试放验证，完全可用于实战。皇太极欣喜地将这批大炮命名为“天佑助威大将军”，对参与研制的工匠予以重赏，授予“世袭罔替拜他喇布勒哈番”、“世代金火拜唐阿”等职衔，每月发给钱粮银二两，每季领米五石三斗，恩赐房间、地亩，还给每户赐奴仆二人，以示优恤。
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中，后金利用新造的数十门大炮击败了明军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，从此弓马娴熟的八旗有了大炮的加持，军事实力更是如虎添翼。再往以后，明清之间的战争就发展为炮战了，辽东战场成为全世界火炮最为密集的地区。
反观明朝这边，崇祯提拨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为登来巡抚，在山东训练炮兵部队，公沙的西劳也带队前往登州，协助孙元化练兵，并设立铸炮基地，采用炮管冷却铸造工艺，开发出了加强版的红夷大炮。大凌河之战尹始，孙元化按朝廷的旨意，下令手下这支由葡萄牙教官训练的部队北上赴援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很可能在大凌河的炮战中击败后金军。
但朝廷和孙元化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——这支部队是以东江镇毛文龙的旧部人马为基础组建的，他们根本无意北上作战，当部队磨磨蹭蹭走到河北吴桥时，首领孔有德发动了“吴桥兵变”，倒戈杀回山东半岛，接连攻陷临邑、陵县、商河、青城诸城，并与登州城内的东江旧人耿仲明勾结，里应外合夺取了登州。
当时登州城内的葡籍炮队表现出了职业军人的忠诚，他们与叛军奋勇作战，包括公沙的西劳在内的12名炮手战死，仅1人幸免，另外15名技师和工匠受伤。总算是叛军念及师生之情，没有杀害这些幸存的葡萄牙人，让他们在传教士陆若汉的带领下返回澳门。
孙元化被叛军所执，自刎未果，他坚拒叛军拥他为王的计划，对孔有德等人反复劝说，终于说服孔有德接受招安。朝廷也同意孙元化的招安建议，并发来诏书，但巡按王道纯却藏匿了诏书，力主消灭叛军。叛军长时间等不到招安，又开始作乱，孙元化再次说服叛军，让他亲赴北京陈情。
到达北京后，朝廷内部针对孙元化展开了一场论争，徐光启为他申辩，首辅周廷儒也想保全他，但次辅温体仁则趁此机会，攻击周廷儒和孙元化结党营私，最终崇祯支持温体仁，处死了孙元化。随后周廷儒下台，温体仁晋升首辅，徐光启溘然长逝。
崇祯六年四月，孔有德带领一万三千多人、数百艘战船以及二十多门红夷大炮，由山东半岛至镇江堡（临鸭绿江出海口）投降后金，皇太极对他们的投降极为重视，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，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“抱见礼”相待，仍以孔有德为都元帅，安置他在辽阳自成一军，称“天佑兵”。
如果明末没有引进西方的红夷大炮，哪怕在正面战场上明军仍然不能抗衡后金，但基于大明百倍于对手的人口优势，后金想要夺取中原会面临很大困难。冷兵器时代，兵员的数量优势可以抵消对手的战力优势，即使是以10比1甚至20比1的交换比，也不是人口稀少的后金所能承受的。但有了大炮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
崇祯回到御座，将“神威大将军”五个字写在纸上，端祥良久，又继续往下省阅公文。
第十二份公文是贵州巡抚朱燮元的奏报。朱燮元是浙江绍兴人，明神宗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进士，历任大理评事、苏州知府、广东提学副使等职。他在任内平反冤狱，革除民弊，抚定织工事变，施政颇称贤能。后因父母年高，弃官归家，侍养双亲十年。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二月，起复为陕西按察使，后又转任四川左布政使。
天启元年（1621）九月，贵州永宁土司奢崇明和水西土司安邦彦发动叛乱，占据重庆，夺取遵义，连破四十一州县，水陆并进，包围成都。朱燮元临危受命出任四川巡抚，征调各方力量开展平叛，基本稳住了局势。天启六年（1626）六月，朱燮元因父亲去世回家服丧，职务由兵部尚书张鹤鸣接替，已经缓和的局势再度恶化。
崇祯元年（1628）六月，朝廷起复朱燮元为兵部尚书，总督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、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，他移驻贵竹司（治今贵州贵阳），招流移，广开垦，恢复经济；据险要，立营垒，充实军伍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消灭了叛军主力，奢崇明、安邦彦败死。
此次朱燮元所奏之事，即是安邦彦之侄安位率余部继续顽抗，朱燮元采取“四面迭攻，渐次荡涤”的方略，屯兵险要，四面包围，逐步压缩，绝其资储，在强大的军事、经济压力下，已经具备迫降安位的条件，他请求朝廷允许安位投降，并且提出不对当地进行“改土归流”，这是吸取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之后，搞改土归流效果不佳的教训。
明朝引入西洋火炮始自徐光启。徐光启，字子先，上海人，出身家境清贫，父亲曾经商，因亏本回家种田，母亲纺纱织布，以中国古代传统的男耕女织方式维持生计，家庭虽然贫寒，但父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，从小便让他读书上学，不断深造。
少年时代，徐光启幸在上海附近的龙华寺学习六年，十九岁考中秀才，但此后一直科场不顺，只好以教书为业养家湖口。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时来运转，他在省试中考取第一名举人，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，在南京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，两人就科学、文化、宗教展开了深入的交流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，徐光启再度前往南京拜会利玛窦，但此时利玛窦已经赴北京传教，徐光启在南京受耶稣会士罗如望洗礼加入天主教会，教名保禄。
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徐光启赴京会试，在北京再次拜会利玛窦，为了便于和利玛窦交流，他专门在其居所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栖身，跟随利玛窦深入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。中进士后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，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一书，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三年后庶吉士任职期满，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之职，同年因父亲去世，他按照规定回乡“丁忧”守制。在此期间，他整理定稿《测量法义》，并将《测量法义》与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九章算术》相互参照，整理编撰了《测量异同》，并作《勾股义》一书，探讨商高定理。另外，他还开始研究农业科学，在家乡辟地，开辟双园、农庄别墅，进行农作物引种、耕作试验，作《甘薯疏》、《芜菁疏》、《吉贝疏》、《种棉花法》和《代园种竹图说》。
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守制期满，徐光启回京，官复原职。此年闰三月十九日（1610年5月11日），利玛窦因病逝世，按照当时惯例，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，但此时利玛窦在北京的传教工作已经颇有成效，很多社会名流跟从他学习，社会影响力较大，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，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，使其成为首位安葬在京的西方传教士。
其后，徐光启又研究西方天文学和水利学，上书朝廷建议修历，在房山、涞水两县开渠种稻，进行新农业实验，先后撰写了《宜垦令》、《农书草稿》、《北耕录》等书，为《农政全书》的编写打下了基础。
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，明军被努尔哈赤大败，十一万人全军覆没，辽东局势危急，徐光启向万历皇帝连上三道奏疏，认为要挽救危局，唯有精选人才，训练新兵，还提出自愿承担练兵任务，万历皇帝升他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，批准他到通州练兵。
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，徐光启要人没人，要饷没饷，后来到通州，检阅那里招募的七千多新兵，大多是老弱病残，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两千人，更说不上精选了，他大失所望，只好请求辞职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三月，万历皇帝病重不起，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去世，终年五十八岁。七月二十三日，皇太子朱常洛，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嗣位登基，本来是打算以次年开始改元泰昌，但朱常洛在位仅二十多天就死了，天启帝朱由校继位，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称为泰昌元年，次年则为天启元年了。
这一年，徐光启极力向朝廷进言：现今的局势，唯以火器为第一要务，而能够克敌制胜者，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。他联络教友李之藻、杨廷筠，以私人出资的方式，派遣李之藻的门人张焘、孙学诗到澳门购买红夷大炮，这是明朝四次向澳门购买大炮的第一次。
当时澳门的卜加劳铸炮厂号称是“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厂”，是在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由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·卜加劳（PedroBocarro）在西望洋山麓竹仔室村尾设立的，卜加劳的儿子万奴·卜加劳在内港河边新街附近的麻雀仔街，开设了“万奴行”，专门从事军火交易。卜加劳铸造的火炮性能优异，威力惊人，不止中国、日本、印度、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纷纷采购，英、法等欧洲国家也时常光顾，英法半岛战争中，名将威灵顿手下的炮队里就有卜加劳炮的身影。
在澳门教会的运作下，葡萄牙商人集资购买了四门大炮，作为两国友好的象征奉献给大明，张焘还聘请了葡籍炮手4人、侍从及翻译6人，许以丰厚报酬，一起解运大炮回京。泰昌元年（1620）十月，一行人从澳门抵达广州，由于没有正式官方手续，广州当局禁止外籍炮手入城，这些葡萄牙人连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到，就被遣返回澳门了。
张、孙二人押运大炮继续北上，走到江西广信（今江西上饶）时，恰逢徐光启因病去职，考虑到这几门大炮运到北京可能面对无人接收的局面，二人一时进退失据，只好将大炮滞留在此地。
天启元年六月，努尔哈赤攻陷辽阳，危急之下，朝廷再招徐光启返京复职，徐光启推荐李之藻出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。李之藻是浙江杭州人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也和利玛窦交往颇深，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，与利玛窦合译《坤舆万国全图》、《浑盖通宪图说》等着作，并洗礼成为天主教徒，他和徐光启、杨廷筠三人被称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杰。
李之藻和兵部尚书崔景荣先后上书，奏请调运滞留于江西的四门大炮，要求朝廷查访精通炮术的传教士阳玛诺、毕方济来京帮助造炮，朝廷同意此奏。四门大炮遂于当年十二月运抵北京，经过试射，发现其威力远大于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和旧式火炮，朝廷随即将其中一门大炮发往山海关效力。
百闻不如一见，在亲眼见识了红夷大炮的威力之后，天启皇帝推动实行“购西铳，募炮师”。而在1620年前后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“独角兽”号舰船，因遭遇台风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，担任广州府推官的邓士亮设计绞车打捞起了沉船上的大炮，除了中小铳外，共捞得红夷大炮36门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张焘、孙学诗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，接收了其中的24门大炮，并到澳门招募炮师。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在应对荷兰人的威胁，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，葡萄牙人抽调了军官、炮手、翻译等24人随张焘和孙学诗赴京。
天启三年四月，24名葡兵和24门大炮一并抵京。兵部在京营内挑选健卒，向葡兵学习炮术，待学成之后分派至边关各处组建炮营。
八月，葡籍炮手组织炮营进行了三次演习，展示教学成果，在第三次试炮时不幸发生炸膛，一名教官和一名京营士兵当场身亡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炸膛本是常见事故，但这给了朝中反对葡人进京的保守人士以口实，一时间谤议四起。最终朝廷以北方气候干燥，葡人水土不服为由，下令将葡兵全部“赐归”澳门，徐光启也因此被弹劾去职返乡。
教官团解散了，炮营学员提前毕业，按原计划分驻北方各边关，其中有十门大炮被发往刚刚筑成的宁远城，加上之前出关的那一门，宁远城总共配备了十一门红夷大炮，辅以其他数以千计的大小火器，负责辽西守备的宁前道袁崇焕有了“凭坚城、用大炮”的资本，并凭借这些先进武器，至少是在心理上重创了努尔啥赤的大军。
随后的历史，便是天启帝英年早逝，崇祯即位，黜斥阉党，朝廷人事大量更替，徐光启也被起复为詹事府詹事。崇祯二年正月，徐光启再次上疏要求练兵，崇祯提升他为礼部左侍郎，但对其自请练兵的建议暂未实行，此时的朝廷急于解决辽东军事危机，练兵这种费时耗钱的事远水难救近火，唯有购炮才是当务之急。
在此之前，崇祯元年七月，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就奉旨到澳门购募炮师和大炮，时隔一年己己之变，皇太极大军入塞，崇祯着急地追问所购大炮的下落，才知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购买的大炮和招募的炮手，早在这年二月就自广州出发了，队伍由孙学诗和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督护陪同，包括澳门葡人贡萨握•德谢拉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、工匠和傔伴，共携铁炮七门、铜炮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。贡萨握•德谢拉是职业军人，在徐光启《闻风愤激直献疏》中被称作“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”。
对于当时的运输手段来讲，数千斤的红夷大炮实在是太重了，以致行程屡屡推迟，到崇祯二年十月，才运到山东济宁。炮队在此遇到兵部奉旨前来催促的官员，由于漕河水涸，公沙等人便舍舟从陆，昼夜兼程北上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到达山东涿州，并在此遭遇了入塞侵明的后金军。
此时，涿州城内外士民已经乱成一团，都打算弃城而逃，公沙的西劳、陆若汉、孙学诗会同知州陆燧及罢官在乡的原大学士冯铨商议，急将大炮运上城头，入药装弹，燃放试射，声似轰雷，后金军在辽东吃过红夷大炮的苦头，闻声即退去，涿州城因此转危为安。
随后，公沙等人继续携炮北行，到崇祯三年正月，历经艰难险阻，终于就要抵达京师了。
崇祯看了这份奏报，心潮不禁一阵澎湃。红夷大炮的威力他是知道的，一炮轰过去，任你建虏甲再坚，兵再悍，那都是一片血肉狼藉，无可抵挡。当然，相比现代的155榴弹炮，这红夷大炮就只能算是儿童玩具的级别了，上年腊月廿九日的北京城下，M777榴弹炮的远程炮火给敌军的惨烈打击，崇祯也是看过现场的，只是因为现代155榴弹炮的威力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像极限，无法用这个时代的知识理论来解释，暂且只能将其归结于法术神力罢了。
提起朱笔，崇祯批示兵部妥善接收这批红夷大炮，优握安置葡人炮手，筹备训练新式炮兵。写到这里，他仿佛看到不远的将来，明军大炮齐发，建虏步骑人仰马翻，仓惶逃窜，大明收复辽东，指日可待！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，站起身来，在殿内来回走了几步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：“朕要为这大炮御赐威名，嗯，叫什么名儿好呢？”
明朝有为大炮命名的习惯，历史上，公沙一行抵京，明朝将红夷大炮安置于京师各处城防要地，崇祯给这些大炮命名为“神威大将军”，并给予葡萄牙炮队优厚的待遇，队长公沙的西劳的年薪是一百五十两白银，每月额外补贴十五两生活费，其他人的年薪是一百两，每月再加生活费十两，这些待遇相当于朝廷的中高级官员了。
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皇太极对大炮的重视更在崇祯之上，就在公沙炮队进京的同一年，他利用俘获的明军炮手和工匠开展大炮试制，并在盛京城头公开张榜征召铸炮匠人，前后征得十七名铸炮高手，其中匠人王天相、金世祥发明了失蜡法和泥塑法的新工艺，在崇祯四年正月成功制造出了红夷大炮。
这批大炮重量在三千至五千斤，长度在七尺七寸五分至一丈五寸，每发所用火药四至八斤，弹丸重八至十六斤，经试放验证，完全可用于实战。皇太极欣喜地将这批大炮命名为“天佑助威大将军”，对参与研制的工匠予以重赏，授予“世袭罔替拜他喇布勒哈番”、“世代金火拜唐阿”等职衔，每月发给钱粮银二两，每季领米五石三斗，恩赐房间、地亩，还给每户赐奴仆二人，以示优恤。
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中，后金利用新造的数十门大炮击败了明军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，从此弓马娴熟的八旗有了大炮的加持，军事实力更是如虎添翼。再往以后，明清之间的战争就发展为炮战了，辽东战场成为全世界火炮最为密集的地区。
反观明朝这边，崇祯提拨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为登来巡抚，在山东训练炮兵部队，公沙的西劳也带队前往登州，协助孙元化练兵，并设立铸炮基地，采用炮管冷却铸造工艺，开发出了加强版的红夷大炮。大凌河之战尹始，孙元化按朝廷的旨意，下令手下这支由葡萄牙教官训练的部队北上赴援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很可能在大凌河的炮战中击败后金军。
但朝廷和孙元化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——这支部队是以东江镇毛文龙的旧部人马为基础组建的，他们根本无意北上作战，当部队磨磨蹭蹭走到河北吴桥时，首领孔有德发动了“吴桥兵变”，倒戈杀回山东半岛，接连攻陷临邑、陵县、商河、青城诸城，并与登州城内的东江旧人耿仲明勾结，里应外合夺取了登州。
当时登州城内的葡籍炮队表现出了职业军人的忠诚，他们与叛军奋勇作战，包括公沙的西劳在内的12名炮手战死，仅1人幸免，另外15名技师和工匠受伤。总算是叛军念及师生之情，没有杀害这些幸存的葡萄牙人，让他们在传教士陆若汉的带领下返回澳门。
孙元化被叛军所执，自刎未果，他坚拒叛军拥他为王的计划，对孔有德等人反复劝说，终于说服孔有德接受招安。朝廷也同意孙元化的招安建议，并发来诏书，但巡按王道纯却藏匿了诏书，力主消灭叛军。叛军长时间等不到招安，又开始作乱，孙元化再次说服叛军，让他亲赴北京陈情。
到达北京后，朝廷内部针对孙元化展开了一场论争，徐光启为他申辩，首辅周廷儒也想保全他，但次辅温体仁则趁此机会，攻击周廷儒和孙元化结党营私，最终崇祯支持温体仁，处死了孙元化。随后周廷儒下台，温体仁晋升首辅，徐光启溘然长逝。
崇祯六年四月，孔有德带领一万三千多人、数百艘战船以及二十多门红夷大炮，由山东半岛至镇江堡（临鸭绿江出海口）投降后金，皇太极对他们的投降极为重视，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，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“抱见礼”相待，仍以孔有德为都元帅，安置他在辽阳自成一军，称“天佑兵”。
如果明末没有引进西方的红夷大炮，哪怕在正面战场上明军仍然不能抗衡后金，但基于大明百倍于对手的人口优势，后金想要夺取中原会面临很大困难。冷兵器时代，兵员的数量优势可以抵消对手的战力优势，即使是以10比1甚至20比1的交换比，也不是人口稀少的后金所能承受的。但有了大炮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
崇祯回到御座，将“神威大将军”五个字写在纸上，端祥良久，又继续往下省阅公文。
第十二份公文是贵州巡抚朱燮元的奏报。朱燮元是浙江绍兴人，明神宗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进士，历任大理评事、苏州知府、广东提学副使等职。他在任内平反冤狱，革除民弊，抚定织工事变，施政颇称贤能。后因父母年高，弃官归家，侍养双亲十年。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二月，起复为陕西按察使，后又转任四川左布政使。
天启元年（1621）九月，贵州永宁土司奢崇明和水西土司安邦彦发动叛乱，占据重庆，夺取遵义，连破四十一州县，水陆并进，包围成都。朱燮元临危受命出任四川巡抚，征调各方力量开展平叛，基本稳住了局势。天启六年（1626）六月，朱燮元因父亲去世回家服丧，职务由兵部尚书张鹤鸣接替，已经缓和的局势再度恶化。
崇祯元年（1628）六月，朝廷起复朱燮元为兵部尚书，总督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、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，他移驻贵竹司（治今贵州贵阳），招流移，广开垦，恢复经济；据险要，立营垒，充实军伍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消灭了叛军主力，奢崇明、安邦彦败死。
此次朱燮元所奏之事，即是安邦彦之侄安位率余部继续顽抗，朱燮元采取“四面迭攻，渐次荡涤”的方略，屯兵险要，四面包围，逐步压缩，绝其资储，在强大的军事、经济压力下，已经具备迫降安位的条件，他请求朝廷允许安位投降，并且提出不对当地进行“改土归流”，这是吸取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之后，搞改土归流效果不佳的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