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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 一0二章 解释腐化问题
一切顺利，仿佛时间也过的快了，不觉得寒假以到二月二十日。
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在看电视，电视上有位官员在作“全心全意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”的演说。
“爸爸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在骗人。”儿子认真的说。
“喜乐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，你从哪听来的？”
“我们在外面玩，旱冰场、市场、网吧里的大人，都说现在当官的说的比谁都好背地里比谁都贪。”
王喜乐的话，触及到了人类社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。对于教育来说要用他能理解的方式把本质的东西告知他，因为生活就是善与恶组成的圈子，谁越早明白其中的道理对谁的进步越有利。
“喜乐，官员贪污是当今社会才有的吗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反正大人都这么说。”儿子摇摇头说。
“我明确告诉你，自地球上有人类社会后官员贪污就存在了，直到现在人类也没搞好这一政治文化建设。你看中东是不是天天在打仗，它都是官员贪污使民众离心离德造成的。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，不管懂不懂你要牢记——我们的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党。等你长大待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候，你会明白爸爸今天所讲的话。”
“爸爸，我根本听不懂您说话的意思。”儿子不解地说。
“不明白。那我变个角度说说看你能不能明白点。人只有从小学好文化并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问题。”
“爸爸，文化不能打人，不能骂人，昨能解决问题？”
“文化通过建设那它会演变成制度，而制度又可以改造人心，使之起到改造人作用。喜乐，你知道《论语》这本书吗？”
“爸爸你没问题吧，前几天我才把《论语》读完，还是你让我读的。”
“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，可惜我们没有使之转化成制度那类东西，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化力。反观《论语》在日本社会却在发挥出了重要文化作用，因为一百年前日本也是官员贪污横行，在《论语》的影响下社会上掀起了'重义'还是'重利'的争辩，与我们现在的情况差不多。在争辩中，一些人利用在日本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儒学知识，对其重新解释，寻找到传统儒学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，并取得成功。其代表人物是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'创业者'的涩泽荣一。涩泽荣一早年攻读儒学，一度投入政界，后弃政从商，先后创立参予建立第一银行、日本邮船会社等五百余家企业，成为著名的实业家。在从事实业的40余年里，涩泽荣一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《论语》，并写了一本名著《论语加算盘》。他指出：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并没有否认富贵是‘人之所欲’，关键在于所取之道。涩泽荣一认为所谓道，指的是‘公利公益’，就是国家利益。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、增殖资本，如果对增强国家实力有益，就是光荣的，符合‘道’的‘大义’。这样，涩泽荣一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大智慧，他以国家利益为媒介，把义与利统一起来，在《论语》的基础推衍出一套‘道德经济合一论’。涩泽荣一是一种社会本位伦理观，与西方个人本位伦理观不同，这种文化通过几十年的渗透影响到日本全国。直至今日，涩泽荣一的著作在日本企业家中仍然很受推崇。
喜乐，你记不记得去年看奥运会我给你说：在六十年代有‘日本制造’的商品由于质量问题遭人鄙视，1964年第十八届东京奥运会极大地激发了大和民族的自醒意识，到了60年代后期，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。日本货成为优质、高效的同义词。我还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应验了'国运兴，体育兴'这句话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其实，爸爸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，是为了符合写文章的需要。真正让日本产品以质量成名于世界的是'涩泽荣一社会本位伦理文化所起的育心作用。‘在日本，公司是延伸意义上的'大家庭’，职员就像家庭的一员，尽管他们也有个人的私生活、自己家庭的私生活，但公司对职员是很注意的，就连家里有几口人，什么时侯结婚、结婚以后配偶生活得是否美满都要受到关注。这是因为，家庭生活安定与否，对职员本人的工作情绪和心情都会有影响，作为'大家庭'的家长不关心这些问题是不行的。
遵守公司的规矩、公司公共利益优先是很突出的日本式习惯。当公司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，日本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。另外，当公司的方针和政策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时，日本人虽然可以陈述反对意见，但在大家的意见决定以后，必须服从大家的意见。如果不愿埋没自己则要离开公司，但这种情况非常少。
有时公司的利益也会和社会的利益不一致。例如，干了一些对公司有好处的事，但却构成偷税罪，或涉嫌行贿受贿。如果当政府追查得很紧、终于纸里包不住火时，就有殃及公司上层之虞，这时，当事人就要自己承担罪责，或者引咎自杀；留下一句“公司是永存的“有名的庄严口号从大楼屋顶上跳下去牺牲自己的并非绝无仅有。
同样，部下犯错误或多次侵吞公款的情部位况也屡有发生。如果在中国上级会把一切罪名推给部下，有时还会向警方告发部下，总之，是要想方设法以免连累自己，或给自己招来麻烦。但日本人则相反，身为上司的人将引咎辞职。因为有监督不利之罪，即使不直接在法律上构成犯罪，上级也不逃避或隐匿。
日本公司把这种共同意识培植到每一个职员身上，再转化为对品牌尽忠意识，视品牌的生誉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日本公司就是由受过这种训练的公司职员构成的，虽不能说到了一丝不乱的程度，但却形成了在其它公司难以做到的上下配合的共同意识。
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
企业如此，社会如此，个人也是如此。像你刚上学常跟同学打架，经常逃避打扫卫生，而现在这些事你都愿意主动干了，这就是集体主义文化上升的表现。如果一个班级一个社会，一旦形成一种共同的群体文化价值观，如同民众心里播种了美丽的种子。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自己，愿为的国家尽到自己的责任。日本正是在《论语》这种文化影响下，他们在协作感、荣誉感、归属感、成就感、责任感等方面，产生了与别得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
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在看电视，电视上有位官员在作“全心全意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”的演说。
“爸爸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在骗人。”儿子认真的说。
“喜乐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，你从哪听来的？”
“我们在外面玩，旱冰场、市场、网吧里的大人，都说现在当官的说的比谁都好背地里比谁都贪。”
王喜乐的话，触及到了人类社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。对于教育来说要用他能理解的方式把本质的东西告知他，因为生活就是善与恶组成的圈子，谁越早明白其中的道理对谁的进步越有利。
“喜乐，官员贪污是当今社会才有的吗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反正大人都这么说。”儿子摇摇头说。
“我明确告诉你，自地球上有人类社会后官员贪污就存在了，直到现在人类也没搞好这一政治文化建设。你看中东是不是天天在打仗，它都是官员贪污使民众离心离德造成的。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，不管懂不懂你要牢记——我们的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党。等你长大待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候，你会明白爸爸今天所讲的话。”
“爸爸，我根本听不懂您说话的意思。”儿子不解地说。
“不明白。那我变个角度说说看你能不能明白点。人只有从小学好文化并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问题。”
“爸爸，文化不能打人，不能骂人，昨能解决问题？”
“文化通过建设那它会演变成制度，而制度又可以改造人心，使之起到改造人作用。喜乐，你知道《论语》这本书吗？”
“爸爸你没问题吧，前几天我才把《论语》读完，还是你让我读的。”
“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，可惜我们没有使之转化成制度那类东西，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化力。反观《论语》在日本社会却在发挥出了重要文化作用，因为一百年前日本也是官员贪污横行，在《论语》的影响下社会上掀起了'重义'还是'重利'的争辩，与我们现在的情况差不多。在争辩中，一些人利用在日本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儒学知识，对其重新解释，寻找到传统儒学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，并取得成功。其代表人物是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'创业者'的涩泽荣一。涩泽荣一早年攻读儒学，一度投入政界，后弃政从商，先后创立参予建立第一银行、日本邮船会社等五百余家企业，成为著名的实业家。在从事实业的40余年里，涩泽荣一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《论语》，并写了一本名著《论语加算盘》。他指出：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并没有否认富贵是‘人之所欲’，关键在于所取之道。涩泽荣一认为所谓道，指的是‘公利公益’，就是国家利益。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、增殖资本，如果对增强国家实力有益，就是光荣的，符合‘道’的‘大义’。这样，涩泽荣一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大智慧，他以国家利益为媒介，把义与利统一起来，在《论语》的基础推衍出一套‘道德经济合一论’。涩泽荣一是一种社会本位伦理观，与西方个人本位伦理观不同，这种文化通过几十年的渗透影响到日本全国。直至今日，涩泽荣一的著作在日本企业家中仍然很受推崇。
喜乐，你记不记得去年看奥运会我给你说：在六十年代有‘日本制造’的商品由于质量问题遭人鄙视，1964年第十八届东京奥运会极大地激发了大和民族的自醒意识，到了60年代后期，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。日本货成为优质、高效的同义词。我还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应验了'国运兴，体育兴'这句话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其实，爸爸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，是为了符合写文章的需要。真正让日本产品以质量成名于世界的是'涩泽荣一社会本位伦理文化所起的育心作用。‘在日本，公司是延伸意义上的'大家庭’，职员就像家庭的一员，尽管他们也有个人的私生活、自己家庭的私生活，但公司对职员是很注意的，就连家里有几口人，什么时侯结婚、结婚以后配偶生活得是否美满都要受到关注。这是因为，家庭生活安定与否，对职员本人的工作情绪和心情都会有影响，作为'大家庭'的家长不关心这些问题是不行的。
遵守公司的规矩、公司公共利益优先是很突出的日本式习惯。当公司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，日本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。另外，当公司的方针和政策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时，日本人虽然可以陈述反对意见，但在大家的意见决定以后，必须服从大家的意见。如果不愿埋没自己则要离开公司，但这种情况非常少。
有时公司的利益也会和社会的利益不一致。例如，干了一些对公司有好处的事，但却构成偷税罪，或涉嫌行贿受贿。如果当政府追查得很紧、终于纸里包不住火时，就有殃及公司上层之虞，这时，当事人就要自己承担罪责，或者引咎自杀；留下一句“公司是永存的“有名的庄严口号从大楼屋顶上跳下去牺牲自己的并非绝无仅有。
同样，部下犯错误或多次侵吞公款的情部位况也屡有发生。如果在中国上级会把一切罪名推给部下，有时还会向警方告发部下，总之，是要想方设法以免连累自己，或给自己招来麻烦。但日本人则相反，身为上司的人将引咎辞职。因为有监督不利之罪，即使不直接在法律上构成犯罪，上级也不逃避或隐匿。
日本公司把这种共同意识培植到每一个职员身上，再转化为对品牌尽忠意识，视品牌的生誉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日本公司就是由受过这种训练的公司职员构成的，虽不能说到了一丝不乱的程度，但却形成了在其它公司难以做到的上下配合的共同意识。
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
企业如此，社会如此，个人也是如此。像你刚上学常跟同学打架，经常逃避打扫卫生，而现在这些事你都愿意主动干了，这就是集体主义文化上升的表现。如果一个班级一个社会，一旦形成一种共同的群体文化价值观，如同民众心里播种了美丽的种子。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自己，愿为的国家尽到自己的责任。日本正是在《论语》这种文化影响下，他们在协作感、荣誉感、归属感、成就感、责任感等方面，产生了与别得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