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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3章 第十章最高荣誉（3）
红星照我去战斗
——访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“潘冬子”祝新运
在70年代，有一部电影我连续看了4遍，那就是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。影片中的小主人公潘冬子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，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。
在少年时代，我有许多梦想，但第一个就是像潘冬子一样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。20多年后，我不但当了兵，而且调到总政工作，成为“潘冬子”现在所在单位的上级机关。
在中国电影百年到来之际，我再次见到了潘冬子的扮演者——现已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副团长的祝新运。
像所有天真、活泼的儿童一样，小时的祝新运每天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家庭与校园里。望着心爱的小儿子，身为北京某中学体育教师的父亲，受当时“乒乓球热”的影响，开始萌发出让儿子学打乒乓球的念头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小学的一位教音乐的张老师慧眼识才，也在打祝新运的主意：“这孩子聪明、伶俐，又爱学习，是棵好苗子。”如此这般，祝新运在张老师的关怀下，开始涉足文艺圈。先是在学校宣传队活动，以后又被推荐到市少年宫，直至少年银河艺术团。就在祝新运边读书边学习表演艺术的时候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命运之神悄然光顾了。
1973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故事片《闪闪的红星》。根据最初剧本，剧组需要物色“小潘冬子”、“中潘冬子”、“大潘冬子”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少儿演员，以及“春伢子”、“胡汉三之子”等众多配角演员。消息传出后，八一厂一下子涌进百余名少年儿童，祝新运自然也在其中。通过极为严格的筛选后，祝新运最终脱颖而出，担当“小潘冬子”的角色。
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，剧组对剧本作了一些修改，删去了“中潘冬子”、“大潘冬子”和“胡汉三之子”等几场戏，于是，作为“小潘冬子”的角色就成了整部影片中的焦点人物。“能胜任潘冬子这个角色，并以后深深扎根于亿万观众的心目中，除剧本写得好，和我个人的一点努力外，主要还是靠老师、导演的扶植、培育，以及所有参与影片拍摄的同行们的大力协作！”
“潘冬子”在那个年代的童星中是毫无争议的“腕儿”。其火爆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在的“小燕子”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曾对他说：“能够有机会和你在一起对话，那真是人生最大的幸事。我小的时候还给你写信，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收到，但是我是真的给你写过信，而且不止一封信。”
既为偶像，就一定有他存在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意义。在70年代，老师或是家长会经常对孩子们讲——你们应该像“潘冬子”那样，怎么样怎么样！瞧，这也许就是榜样的力量吧！
那个时代，谁是最可爱的人——解放军！当一代代人在课本里努力寻找魏巍那份情感的时候，“潘冬子”应该是最早与魏巍产生共鸣的孩子。“我拍完《闪闪的红星》以后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解放军。因为在那时的大环境之下解放军的形象是最好的，最可爱的人，而且这部片子又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，他们穿的都是军装，拍摄完以后，我就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我肯定要当解放军。后来，如愿以偿了。到八一厂当了兵！”
既然穿着军装就是小解放军了，虽然年纪有些“偏小”——10岁。但美梦成真之后，“潘冬子”也琢磨着怎么样“特权”一下。“那时候舍不得穿这个军装啊，穿了以后，就舍不得脱下来了，到哪儿都要显示显示，噢，我是军人啊，我是解放军啊！在学校的时候，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嘛！这时我会跟人家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打我一下，你就是打解放军，我可以告你去！”
在70年代，住医院是一件很“奢侈”的事情，更何况是解放军总医院。“潘冬子”既为军人，自然要到军队医院看病，但填病历卡的时候却着实给大夫吓得不轻，“祝新运，男，10岁！谁的家属啊，是军人？开什么玩笑，哪有10岁的军人，确实是军人啊，说是祝新运，祝新运是谁啊！潘冬子！噢，潘冬子！在哪儿呢？这不是在那儿嘛！噢，那是军人，住院，住院！”事隔多年，祝新运对这滑稽的一幕仍记忆犹新。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“我一看是小儿科。穿着军装住小儿科。”
是啊，每个人在对自己童年做一番总结的时候，也许都会用到这个词——贪玩。那个时候，祝新运也就是九岁多一点，就在那个孩提时代，其实一直很贪玩：“我拍《三菱马克》的时候，那时候还要组织摄制组的人，还有演员，还得要学习，念报纸，我也听不进去啊！我就等着小孩子来找我，他们一看里面人在念报纸呢，就不敢叫我，就把驴头放在窗户上，我一回头，啊，吓一跳，一个大驴头，我知道了，该骑驴打仗了，我就请假了，我说，上个厕所行吗？那去吧，这一去，就没有了。”
岁月无情，每个人都要告别自己的童年时代，就算是很不情愿。而对于童年时代被光环笼罩的“潘冬子”而言，告别童年就好像告别了自己的辉煌一样。在观众的心目中，他销声匿迹了。“当时在大街上，大马路上，有时候就吓你一跳，你走着，走着，后面就一声，潘冬子，哎哟！现在走在大街上，也有人还能马上就认出来我是潘冬子！但是少了，曾经在我拍戏的时候，人家就是挨着个儿介绍这些演员，这是谁谁！你好你好！这是谁谁，啊！你好你好，这是谁谁！谁？这是祝新运！谁？潘冬子！噢，潘冬子，潘冬子！没法看了！不像那时候得捂着大口罩，现在，别说口罩了，把眼镜摘了，人都不看我！我把眼镜摘了，我就问他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，警察把我截住了，违反交通规则了，警察把我截住了，我赶紧先摘眼镜，我怕他认不出来我啊！把眼镜一摘，一下来，你好，你好！完了，驾驶本上又没写你是演员啊！”
祝新运在感慨万千的同时，又“回放”了一段他前不久重返当年拍摄场地江西婺源时的情景。
当年的祝新运只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，情感意识还很淡薄。然而28年后的今天，当他再度踏上这块曾使他人生辉煌过的土地时，心情宛如长江流水一样，难以平静。
“我们的‘冬子’已经长大成人了！”一位曾参与拍片、现已满头白发的老汉兴奋地对周围的群众说。
“当时，你们的一辆汽车一直在嗡嗡响，我很纳闷儿，后来才知道是在发电，用来拍电影。”一位与祝新运同龄的老表回忆道。
“你忘了？拍你到镇上为红军秘密筹集盐粒的那场戏时，我还和你配过戏呢！”一位妹子像见到了久别多年的哥哥一样，既亲切又欢快地对祝新运说。
忘记？怎会忘记啊！祝新运被眼前热情的父老乡亲们所感染，被这里的青山绿水所陶醉！他像一位游子刚刚回到阔别已久的家里一样，激动得泪流满面……当然，他也永远不会忘自己是党的人！祝新运在拍完《闪闪的红星》这部影片后，就正式转为一名部队文艺战士了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在党组织更加严格的培养下，他进步很快，20岁时就加入了党组织，成了一名真正的党的人。改革开放后，组织上又送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4年。现如今，祝新运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一位副师级副团长，他正像当年“潘冬子”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那样，尽心尽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
“《闪闪的红星》这部影片，不仅影响了几代人，同时也教育了我。”祝新运感触颇深地说，“尤其是‘潘冬子’这个人物，将伴随我终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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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访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“潘冬子”祝新运
在70年代，有一部电影我连续看了4遍，那就是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。影片中的小主人公潘冬子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，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。
在少年时代，我有许多梦想，但第一个就是像潘冬子一样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。20多年后，我不但当了兵，而且调到总政工作，成为“潘冬子”现在所在单位的上级机关。
在中国电影百年到来之际，我再次见到了潘冬子的扮演者——现已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副团长的祝新运。
像所有天真、活泼的儿童一样，小时的祝新运每天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家庭与校园里。望着心爱的小儿子，身为北京某中学体育教师的父亲，受当时“乒乓球热”的影响，开始萌发出让儿子学打乒乓球的念头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小学的一位教音乐的张老师慧眼识才，也在打祝新运的主意：“这孩子聪明、伶俐，又爱学习，是棵好苗子。”如此这般，祝新运在张老师的关怀下，开始涉足文艺圈。先是在学校宣传队活动，以后又被推荐到市少年宫，直至少年银河艺术团。就在祝新运边读书边学习表演艺术的时候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命运之神悄然光顾了。
1973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故事片《闪闪的红星》。根据最初剧本，剧组需要物色“小潘冬子”、“中潘冬子”、“大潘冬子”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少儿演员，以及“春伢子”、“胡汉三之子”等众多配角演员。消息传出后，八一厂一下子涌进百余名少年儿童，祝新运自然也在其中。通过极为严格的筛选后，祝新运最终脱颖而出，担当“小潘冬子”的角色。
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，剧组对剧本作了一些修改，删去了“中潘冬子”、“大潘冬子”和“胡汉三之子”等几场戏，于是，作为“小潘冬子”的角色就成了整部影片中的焦点人物。“能胜任潘冬子这个角色，并以后深深扎根于亿万观众的心目中，除剧本写得好，和我个人的一点努力外，主要还是靠老师、导演的扶植、培育，以及所有参与影片拍摄的同行们的大力协作！”
“潘冬子”在那个年代的童星中是毫无争议的“腕儿”。其火爆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在的“小燕子”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曾对他说：“能够有机会和你在一起对话，那真是人生最大的幸事。我小的时候还给你写信，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收到，但是我是真的给你写过信，而且不止一封信。”
既为偶像，就一定有他存在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意义。在70年代，老师或是家长会经常对孩子们讲——你们应该像“潘冬子”那样，怎么样怎么样！瞧，这也许就是榜样的力量吧！
那个时代，谁是最可爱的人——解放军！当一代代人在课本里努力寻找魏巍那份情感的时候，“潘冬子”应该是最早与魏巍产生共鸣的孩子。“我拍完《闪闪的红星》以后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解放军。因为在那时的大环境之下解放军的形象是最好的，最可爱的人，而且这部片子又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，他们穿的都是军装，拍摄完以后，我就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我肯定要当解放军。后来，如愿以偿了。到八一厂当了兵！”
既然穿着军装就是小解放军了，虽然年纪有些“偏小”——10岁。但美梦成真之后，“潘冬子”也琢磨着怎么样“特权”一下。“那时候舍不得穿这个军装啊，穿了以后，就舍不得脱下来了，到哪儿都要显示显示，噢，我是军人啊，我是解放军啊！在学校的时候，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嘛！这时我会跟人家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打我一下，你就是打解放军，我可以告你去！”
在70年代，住医院是一件很“奢侈”的事情，更何况是解放军总医院。“潘冬子”既为军人，自然要到军队医院看病，但填病历卡的时候却着实给大夫吓得不轻，“祝新运，男，10岁！谁的家属啊，是军人？开什么玩笑，哪有10岁的军人，确实是军人啊，说是祝新运，祝新运是谁啊！潘冬子！噢，潘冬子！在哪儿呢？这不是在那儿嘛！噢，那是军人，住院，住院！”事隔多年，祝新运对这滑稽的一幕仍记忆犹新。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“我一看是小儿科。穿着军装住小儿科。”
是啊，每个人在对自己童年做一番总结的时候，也许都会用到这个词——贪玩。那个时候，祝新运也就是九岁多一点，就在那个孩提时代，其实一直很贪玩：“我拍《三菱马克》的时候，那时候还要组织摄制组的人，还有演员，还得要学习，念报纸，我也听不进去啊！我就等着小孩子来找我，他们一看里面人在念报纸呢，就不敢叫我，就把驴头放在窗户上，我一回头，啊，吓一跳，一个大驴头，我知道了，该骑驴打仗了，我就请假了，我说，上个厕所行吗？那去吧，这一去，就没有了。”
岁月无情，每个人都要告别自己的童年时代，就算是很不情愿。而对于童年时代被光环笼罩的“潘冬子”而言，告别童年就好像告别了自己的辉煌一样。在观众的心目中，他销声匿迹了。“当时在大街上，大马路上，有时候就吓你一跳，你走着，走着，后面就一声，潘冬子，哎哟！现在走在大街上，也有人还能马上就认出来我是潘冬子！但是少了，曾经在我拍戏的时候，人家就是挨着个儿介绍这些演员，这是谁谁！你好你好！这是谁谁，啊！你好你好，这是谁谁！谁？这是祝新运！谁？潘冬子！噢，潘冬子，潘冬子！没法看了！不像那时候得捂着大口罩，现在，别说口罩了，把眼镜摘了，人都不看我！我把眼镜摘了，我就问他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，警察把我截住了，违反交通规则了，警察把我截住了，我赶紧先摘眼镜，我怕他认不出来我啊！把眼镜一摘，一下来，你好，你好！完了，驾驶本上又没写你是演员啊！”
祝新运在感慨万千的同时，又“回放”了一段他前不久重返当年拍摄场地江西婺源时的情景。
当年的祝新运只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，情感意识还很淡薄。然而28年后的今天，当他再度踏上这块曾使他人生辉煌过的土地时，心情宛如长江流水一样，难以平静。
“我们的‘冬子’已经长大成人了！”一位曾参与拍片、现已满头白发的老汉兴奋地对周围的群众说。
“当时，你们的一辆汽车一直在嗡嗡响，我很纳闷儿，后来才知道是在发电，用来拍电影。”一位与祝新运同龄的老表回忆道。
“你忘了？拍你到镇上为红军秘密筹集盐粒的那场戏时，我还和你配过戏呢！”一位妹子像见到了久别多年的哥哥一样，既亲切又欢快地对祝新运说。
忘记？怎会忘记啊！祝新运被眼前热情的父老乡亲们所感染，被这里的青山绿水所陶醉！他像一位游子刚刚回到阔别已久的家里一样，激动得泪流满面……当然，他也永远不会忘自己是党的人！祝新运在拍完《闪闪的红星》这部影片后，就正式转为一名部队文艺战士了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在党组织更加严格的培养下，他进步很快，20岁时就加入了党组织，成了一名真正的党的人。改革开放后，组织上又送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4年。现如今，祝新运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一位副师级副团长，他正像当年“潘冬子”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那样，尽心尽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
“《闪闪的红星》这部影片，不仅影响了几代人，同时也教育了我。”祝新运感触颇深地说，“尤其是‘潘冬子’这个人物，将伴随我终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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